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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对路遥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作者:邯郸文化网| 时间:2021-01-07| 来源:邯郸文化网| 浏览量:

  1969年1月,26900多名北京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延安插队落户,这是继30、40年代陕甘宁边区吸引爱国青年学子投奔延安之后,又一次由文明、进步的大都市向偏僻、落后的农村大规模的人员迁播活动。

  对60年代末的陕北人而言,北京知青的到来,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文明世界的窗口,使他们看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文革”的文化荒漠与个人的“困厄之境”中,北京知青内部却流通着大量“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也出现过不少用以读书和交流的文化沙龙。因此,北京知青虽然也经历过沮丧与绝望,却从未放弃过学习和思考,他们聪明、睿智,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也有脚踏实地、坚韧刚毅的努力与拼搏。北京知青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冲击着黄土高原的闭塞与落后,使得陕北人的生活方式、人生道路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与路遥私交甚深的曹谷溪就说过:“如果北京知青没有来,路遥和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就一辈子当个农民。”所以,分析北京知青对路遥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对于全面地认识路遥的文学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

  如果说陕北农民的人生经历告诉路遥“再也不能这样活”,而北京知青的精神追求则明确指出了“应该怎样活”的问题。北京知青“别样的人生追求”使得路遥的内心世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他在三个不同的场域中与北京知青展开了交往活动,并在文学观念与创作活动中受到了深入的影响。

  一、延川县的工作关系圈

  1968年9月15日,路遥当选为延川县革委会的副主任。1969年1月17日,13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川。从工作的需求和个人的目的出发,路遥经常找北京知青进行交流与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就颇为深情地追忆到,“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延川县文艺宣传队的杨世杰也回忆说,路遥“爱结交朋友,尤其喜欢跟我们北京知青交往。”工作上的朝夕相处,赋予路遥更多的机会,使其受北京知青的影响远比别人深入、具体。

  1.县通讯员写作组

  1968年12月25日,路遥作为返乡知青回到了延川县刘家沟大队郭家沟生产队成了一名社员。1969年3月到1970年1月,养父通过关系让路遥到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路遥在马家店小学任教期间,曹谷溪从贾家坪公社调到了县革委会通讯组做通讯组副组长。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举办过多期通讯员培训班,1970年3月,曹谷溪以“培养通讯骨干”的名义让路遥成为第一、二期的通讯组学员,陶正、杨圣敏、解明明、舒展、林达、刘维华、张景晶、申安秦等北京知青也是通讯组的主要学员。负责通讯组的是延川县委宣传部,北京知青石焕南、杨永兰、张兴祥、林达等作为通讯员,都在工作中和路遥有了一定的交往。据石焕南回忆说,他在1971年3月份来到通讯组不久,路遥就去了刚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但还不时找机会和自己深入田间地头,进行采访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交往逐渐深入,1973年,路遥为自己上大学焦头烂额时,还和曹谷溪、陶海粟一起出面,帮石焕南争取到了通过政治审核考大学的机会。路遥在大学期间随林达来到北京时,石焕南还特意从学校跑去和路遥相聚。

  通讯员时期,属于路遥文学创作的准备期,也是他与北京知青以写作为中介密切交往的开始。在担任通讯员时期,以曹谷溪为首,路遥和这些北京知青经常聚在一起切磋如何撰写通讯稿,并在文艺观点上展开深入交流。针对关于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路遥曾在石焕南面前提出过颇为大胆的指责。与此同时,路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诗歌处女作《老汉我想着想着就跑》,就是通讯员时期在采访地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刊载出来的。

  2.延川县文艺宣传队

  参加通讯员培训班属于短期行为,所以,曹谷溪、白军民等关爱路遥的人一直给他谋求着较为长久的工作机会。1970年3月25日,县革委会成立了“延川县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主要成员是北京知青,路遥有时也会参与他们的活动。1971年4月,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宣布解散。同月7号,“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已荣升为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通过关系让路遥担任了文艺宣传队的编剧、创作员。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分为创作组、导演组和乐队,路遥在创作组(陶正有时也会参与),导演组的5名成员都是北京知青,乐队中有7名北京知青。这些北京知青虽然年龄不大,但都比较敏感,看问题也较为通透,社会环境、家庭氛围、教育背景,使他们不甘于一辈子扎根于农村。因此,他们非常珍惜文艺宣传队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压腿、下腰、开挎等形体训练动作是这些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人所面临的一大难关,一个多月了,腰腿疼得连上下炕都费劲,但他们每个人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相比通讯员写作组,文艺宣传队与文学、艺术的关联性更为紧密,路遥和北京知青的交往、互动也更为频繁、深入。路遥的第一任女友:北京知青林红,就是他在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识的。路遥和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北京知青杨世杰,不但有生活上的互帮互助,而且有文艺上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路遥和杨世杰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两个人的谈话内容非常深入、贴心,一向拙言的路遥曾主动牵线搭桥,使得杨世杰与同为北京知青的肖桂芝喜结连理。路遥上大学前,被褥还是肖桂芝帮忙拾掇干净的。但路遥和杨世杰的交往,主要是在文艺活动上。路遥引导杨世杰看专业书籍,并勉励杨世杰要上大学深造。为了创作剧本《第九支队》,路遥和杨世杰曾先后三次采访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老队员马国侯,并预先确定了杨世杰为男主角。九场歌剧《第九支队》其他的主要角色也是由北京知青承担的,在排演过程中,路遥和北京知青一起参与了台前幕后的工作。在正式演出的前一天,北京知青李柏岩在安装面光灯时,由路遥与杨世杰拽着的绳子突然发生断裂,李柏岩从十多米高的空中掉下来摔在了礼堂的椅子中间,但幸运的是有惊无险。

  在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期间,路遥的文学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了。但从本职工作出发“编写的剧本”并不多,这段时间,他要么用来进行诗歌创作,要么和曹谷溪、陶正等人编辑诗集《延川山花》。1972年9月,在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山花》问世后,路遥和曹谷溪负责编辑工作,但他的人事档案一直在文艺宣传队。

  3.“山花”作家群

  1969年1月,清华附中高64级的陶正来到了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插队,为了便于与散落到全国各地的知青进行联络,他用自己带来的全套油印设备办起了7期的手刻油印小报《红卫兵通讯》。《红卫兵通讯》刊登了一些俄罗斯民歌,也有陶正自己的诗歌习作。延川县委宣传部的干事曹谷溪在受命调查的时候,认识了陶正。随后,惜才、爱才的曹谷溪在1971年5月把陶正借调到县委宣传部,让他从事工农兵业余文化创作。此时,由白军民负责的延川县文化馆也有一种不定期的油印刊物《革命文化》(1968年创办),有时会刊登一些文艺作品。陶正在县城的窑洞里居住时,与路遥、白军民、闻频、曹伯植等人相识,他们开始收集并创作民间革命歌曲,并编辑油印了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后改成铅印的诗集《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出版,这是延川《山花》杂志的源头,也是“山花”作家群的前身。从陶正创办的小报《红卫兵通讯》(在审查时已终结),到几个人集结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也包括初期的《工农兵定弦我唱歌》),曹谷溪、路遥开始意识到其中蕴涵着的文化契机。1972年5月,曹谷溪、路遥、陶正与白军民、闻频等人组建了业余文艺创作小团体——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1972年9月1日,他们又在一起创办了文艺刊物《山花》,“山花”作家群正式形成。在“山花”作家群中,集结了不少北京知青,如陶正、梅绍静、陶海粟、吴小荣等人,对路遥影响最大的是陶正。路遥和陶正不但一起编辑了诗集《延安山花》,成立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创办了不定期文学刊物《山花》,两人还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讨论诗歌、小说与文学偶像,甚至合作写诗歌、编剧本。有一次,陶正做完“肛瘘”手术后,特意在路遥宿舍里休养了近十天,由路遥整天为其买饭递水。正是在这一期间,因陶正的推荐,路遥迷恋上了后来对其影响甚深的艾托马托夫。1972年秋天,陶正去北大中文系上学以后,刚刚创办起来的《山花》的编辑工作交由曹谷溪、路遥负责。作为《山花》创始人之一的陶正并未在70年代的《山花》上发表作品,但他在73年回延安期间,还和路遥一起讨论《山花》的编辑事宜,为《山花》修改稿件。清华附中高中部出身的陶海粟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文学才华,令路遥非常钦佩,反之亦然。所以,他们两人也经常住在一孔窑洞里聊天、谈理想、论文学。73年秋天上大学前,路遥在自己编辑《山花》时期(1972年9月1日——1973年9月1日),发表了陶海粟的4首诗,分别为《国庆抒怀》(第3期)《每当我打开〈共产党宣言〉!》(第6期)《生命不息战斗不停——看油画“永不休战”有感》(第8期)《锣鼓声中……——写于“十大”公报发表之夜》(第21期)。同一时期,路遥还编辑了林达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杨卫的散文《党呵,我把心歌献给你》;梅绍静的叙事长诗《兰珍子》(节选),吴小荣的诗歌《小木匠》《丰收的美景怎画描》《护秋战士》,邢文英的诗歌《又一次翻开雷锋日记》;张兴祥的小说《灵芝草》等作品。

  《山花》时期,是路遥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的一个飞跃时期。路遥的诗歌创作,从和曹谷溪的合作起步,到独立写作的形成。路遥的创作类型,从单一的诗歌开始,逐步过渡到以小说为主导,兼及散文、随笔、评论等。在文学活动上,路遥参与创办、编辑了文学刊物《山花》杂志,这一经历对他此后的人生影响甚深。如大学期间,路遥和老师、同学一起编辑出版诗歌小册子《延安颂》;1974年夏到1975年初,路遥借调到《陕西文艺》负责小说散文组的编辑工作;路遥在1976年分配到《陕西文艺》杂志社,从事正式的编辑工作等。

  二、私人关系圈

  路遥与北京知青的私人交往,在生活层面上对他的影响比较直观,但在文学活动上,虽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却不大容易把握,我们在此仅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1.婚恋关系

  如果仅仅是工作关系,路遥很难走入北京知青的人际关系圈。北京知青群比较排外,包括他们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个封闭性很强的交往圈。路遥能够被北京知青接纳,除过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出色的文学才华,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是北京知青的恋人、丈夫。林达的好友邢仪就直言不讳地说:“由于达的关系,路遥渐渐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

  路遥与许多北京知青的交往,源于他的初恋女友林红。路遥与林红在延川县文艺战备宣传队相处过一段时期,并开始了恋爱关系。一个陕北乡下的穷小子,竟然能得到美丽而多才的林红的青睐,这让北京知青都非常吃惊、好奇,他们由此开始知道了路遥这个人,包括路遥的妻子林达。林达与林红都是北京侨委大院的子弟,两人私交甚好,所以,清华附中初64级的林达被安置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前楼河大队插队时,北京外国语学校高65级的林红也跟随林达到了这个村子。从延川县战备宣传队回来的林红与路遥的交往,林达起初并不以为然。1970年10月,林红通过路遥的关系去了铜川某工厂工作。第二年,林红断绝恋爱关系的信件发来不久,路遥又得到了被免职的消息。身处双重打击下的路遥为此痛苦、绝望,对此有些歉疚与同情的林达在劝慰路遥的时候,逐渐被这个好强、上进,却命运多舛的年轻人所吸引。在曹谷溪等人的推波助澜下,时间不长,林达就与路遥陷入了热恋中。林达在路遥的人生历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林达在清华附中初644班担任班长,是个有胆有识、聪明睿智的女性。1973年,路遥能够如愿进入延安大学的校门,就与林达及时向县委领导申昜、雷增寿反映情况有关。为了支持路遥的学业与事业,林达放弃了上学深造的机会,以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着路遥及其家人的生活。因此,即使路遥后来与林达的关系走向破裂,路遥的家人也始终感念着林达的那份厚意。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位于西安的《陕西文艺》杂志社担任编辑。1978年1月,林达与路遥在延川结婚,时间不长,林达调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林达在照料路遥生活起居的过程中,两个人因思想性格与生活习性的差异所导致的矛盾冲突日益严峻,直至最后走向婚姻解体的边缘。

  与林红的初恋,成为路遥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是他重要的创作资源。路遥笔下的很多人物形象,如黄亚萍、田晓霞身上,都有林红的影子。但路遥同样始终没有走出被林红抛弃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代表作《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高加林舍弃刘巧珍、郝红梅放弃孙少平,就是对林红离开路遥的一种艺术再现。而成为路遥妻子的林达,具有非常出色的文学才华,她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甚至超过了路遥。1971年7月,林达调到了延川县委宣传部通讯组,不久就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林达在70年代初,还在《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二集)上发表了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与林达的爱情,使路遥重新树立起信心,在林达的引导与资助下,路遥不但可以安心读书、潜心创作,而且可以在文学上获得助力。林达和路遥交流思想感情,交谈文学的经验与体会,她参与了路遥文学作品的构思,帮助路遥誊写稿件,甚至通过关系找编辑为路遥修改作品、发表小说。作为路遥生活中的伴侣,林达打开了路遥的思维视野;作为文学创作中的助手,林达提升了路遥的艺术境界。

  2.朋友关系

  因为先后得到林红、林达这两位才貌皆备的北京知青的青睐,以清华附中为核心的北京知青都对路遥非常好奇。在县委宣传部担任通讯员的林达经常下乡,因交通、通讯所限,林达与路遥便委托“分散在各个公社,并经常往来于县城”的北京知青为他们“鸿雁传书”,路遥因此“交了许多知青朋友,我们也熟悉了路遥和他的家人”。

  与林达、林红同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前楼河大队插队的知名女画家邢仪,是林达在清华附中初644的同学,也是林达一生的挚友。他们队的几个女知青,看到了恋爱中的林红的甜蜜与羞涩,也能想象到失恋中的路遥的难过与痛苦,便开始“无端地牵挂起了陕北青年路遥”。等到林达和路遥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邢仪就成了路遥家的座上宾。1975年正月初二,邢仪和县文化馆的同事、北京知青吴伯梅来到了路遥家,受到了林达、路遥及其家人的热情款待。邢仪和路遥于1973年同时上了大学,1976年从西安美院毕业后又回到了延川,78年因爱人耿铁群调到了西安,直至1992年返回北京。邢仪和林达的人生活动轨迹有很大的重合,也和路遥之间保持着终生的友谊。70年代初,在为路遥与林达传递书信的时候,对于未封口的信件,邢仪等人不但通览内容,甚至直接修改书信中自己认为不恰当的表述。胆敢修改路遥信件中“语句不通”的邢仪,也有非常出色的文学才能。邢仪早在《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二集)上就发表过散文《我们的识字班》,此后陆续见诸于报刊杂志的散文作品还有《初恋祭》《北京干部老石》《那个陕北青年——路遥》等,并出版了作品集《我在陕北延川插队的日子》。从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路遥与邢仪两家人每到周末就和一些北京知青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谈理想、说文学,“路遥给我们哼陕北道情,我们和路遥一起唱俄罗斯歌曲。”路遥通过和这些北京知青朋友的交往,“京都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汇与碰撞”。

  因为林达的原因,清华附中出来的北京知青和路遥比较亲近。林达的同班同学孙立哲说过,路遥曾奉林达之命劝自己和同为北京知青的女友李彦不要分手,但性缓语迟的路遥找到了古灵精怪的孙立哲,吭哧了老半天才憋出来一句:“彦这个人确实不错”,当即就把孙立哲逗乐了。而向来清高自负的清华附中的学生,对路遥的好感与钦佩也是有目共睹的。林达的同级同学、著名作家史铁生赞叹到:“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作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而自己“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虽然史铁生在72年就因病回到了北京,但路遥在1978年来北京时,曾随林达去探望史铁生,后来还介绍曹谷溪认识了史铁生。和林达、林红同为侨委大院子弟的张五爱,是清华附中初65级的学生,其性格极为活泼。她常带着陶正的“诗集”以及“地下流通”的其它地方知青的诗歌,在青平川上下到处传抄,由此较早地认识了路遥,并通过林达与路遥有了较为频繁的往来。

  以林达所在的清华附中为辐射圈,路遥与北京知青的私人交往如水波一样在不断扩大。在延川文安驿公社梁家塌大队插队的八一中学的吴伯梅,是邢仪在延川县文化馆的同事,与林达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和路遥也有了深入的接触。从吴伯梅的随笔《梦里故乡》可以看出,她也具有不俗的文学才华。在延长黑家堡公社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吴北玲,因为孙立哲的关系经常来延川,和路遥也有了互动往来。吴北玲在《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一、二集)上发表了三篇散文作品,74年在延川还和几个女同学创作过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1977年恢复高考后,吴北玲进入北大中文系,此后,她在北京还和路遥见面深入交流过。邢仪的大学同学陈幼民(文学编辑、作家),原北京十三中毕业,在延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5年在北京邢仪家中见到了路遥,并由此和路遥有了多次较为深入的交往。

  三、延安大学师生关系圈

  1973年9月,路遥几经辗转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他与北京知青的交往有了明显的拓展,他的思维视野、艺术素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丰富。

  延安地区在“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或招工、招干、招教时,指标多数落在北京知青身上。据《延川县志》记载:“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后,成为主要招收对象。1972年坚持群众讨论推荐、领导审查批准、统一安排招收的办法,录用北京插队知青307人,当地插队知青26人,中学毕业生14人,农民子弟轮换工42人,民办教师27人。”因此,路遥上大学前后,延安大学汇集了为数不少的在延安各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如外语系72级有7名北京知青,所占比例超过了全班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物理系73级有7名北京知青,化学系74级有8名北京知青,雷榕生、雷平生兄弟俩就在这两个班级。延安大学中文系从1972年开始招收进修学生,到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4届学生中有7名北京知青。在路遥的同班同学中,许卫卫(志丹知青)来自文革前北京最为出色的女一中,乔文英(洛川知青)来自丰台铁中,许卫卫曾和路遥两次合作进行诗歌创作。而与路遥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与他并称为“中文系三剑客”之一的74级的学弟陈泽顺。陈泽顺在上学期间,就对文学充满了热情,因此和路遥结缘,并成为一生的挚友。大学毕业后的陈泽顺,长期在陕西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是路遥生活中的朋友(林达因婚变辞别陕西回北京时,在给陈泽顺的信中将自己与路遥的关系做了清楚的交代),更是文学上的知己。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创作,交流文坛现状。1991年年初,正是在陈泽顺的提议下,路遥开始筹备出版《路遥文集》,并由陈泽顺担任编辑。但书籍还在印制中,路遥就离开了人世。到目前为止,由路遥本人亲自编排、审定的《路遥文集》,依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路遥过世后,他的后事是陈泽顺全程参与料理的,包括延安大学文汇山上路遥墓前的一组石桌石凳,也是陈泽顺个人为老友捐赠的。

  同时期,延安大学的老师们中间也有一些北京知青。仅在中文系,1975年毕业分配来的就有姜丹、施光华、李铁等人。这些北京知青出身的老师,在文学领域都有很高的素养。其中,吴北玲的中学同学、师大女附中毕业的姜丹在上大学之前,就在《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一、二集)上发表了《难忘的一天》《雨润花红》等作品。姜丹为延大中文系学生开设《文艺理论》时,从授课内容、方式到个人的衣着言行,至今依然让当年的师生们非常神往。因为文学、《山花》及吴北玲,姜丹和路遥之间有过一些私人交往。而施光华的爱人就是《山花》作者梅绍静,路遥上大学期间,还将梅绍静请来为延安大学的师生们做文学讲座并将其聘为兼职老师,因此,施光华和路遥之间的关系要比别人更为亲厚。

  70年代的延安大学,每届学生人数不足200人,招生面又集中在陕北,因此,校园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远比人们想象中的深入。在北京知青老师和学生的影响下,在延安大学中文系系统的文学训练中,路遥的文学创作逐渐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他在《陕西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如小说《父子俩》,散文《银花灿灿》《不冻的土地》《吴堡行》等。

  其实,路遥与北京知青的交往,比我们现在所能掌握到的更为丰富、深入。革命“圣地”延安与坐落在杨家岭的延安大学的独特感召力,陶正创办的《红卫兵通讯》与延川《山花》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知青从“文革”之初形成的频繁的异地互动、“串联”,使得路遥与北京知青的交往实际上超出了这三个关系圈。比如,70年代初,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作家张承志(陶正的同学)渡过黄河来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住了几天,这一时期大致是在陶正与路遥等人编辑《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前后。又如,孙立哲的前女友李彦,和林达同为广东老乡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据说她和路遥之间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再如,路遥1975年在《延河》杂志改稿的过程中,结识了在黄陵插队的北京知青叶咏梅。1987年,路遥在北京电车上与叶咏梅重逢,在叶咏梅的全力引荐下,促成了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热播。

  四、北京知青对路遥文学创作的影响

  1.对路遥文学观念的熏陶

  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大多数出身于“黑五类”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属于“文革”前的高级领导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家庭关系,可以见到当年在北京流行的各种“地下”书籍。到延川、延长一带插队的北京知青,又集中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京四中、女一中等名牌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先天的气质、禀赋与后天的文化环境使得他们的阅读兴趣与普通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而陕北这块历来物质贫乏、精神自由的土地更是助长了他们的个性发展。因此,从社会的需求和个人的能力出发,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将兴趣点集中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尤其是当时被视为“禁书”的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名著与理论书籍。《牛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叶尔绍夫兄弟》《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等作品在各个知青点之间相互传看。国内除过古典文学名著之外,《刘志丹》《保卫延安》等作品也颇受青睐。他们甚至还在传阅一些原版的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北京知青谢候之在《野草》中回忆说,他在延安河庄坪万庄插队时,一到中午干活累了歇晌时,“胸口摊了本看烂的英文小说简写本。”而习近平在休息的时候,也总喜欢“抱着本厚厚的外文小说静读。”和史铁生住在同一个炕上的李子壮就深有体会地说:“这批知青虽说是自己酷爱学习,却都不在规定内容之内”。

  “为了自由来到陕北”的北京知青不仅私下传看仅供“内部参考”的各种文艺书籍,而且还敢公然“偷听”世界各国的华语广播(主要是政治与文艺栏目),在他们的带领下,甚至连一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常常对港台和澳大利亚播放的流行歌曲赞叹不已。每到夜晚或农闲时,他们吹拉弹唱的主要是《蓝色的多瑙河》《梭罗河》《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河谷》等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流行曲目。

  北京知青思维视野的前瞻性与开阔性,艺术观念的超前性与丰富性,使得与他们交往甚深的路遥的文学观念也在悄然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路遥的挚友海波在《路遥给我推荐过的书》中说:路遥“和知青交往之前,他给我介绍的书大多是当时国内作者的作品,先是诗歌,后是散文,短的多,长的少。”在北京知青来了以后,受其影响,路遥给海波介绍的书籍“开始偏重于国外作品,作者大都出自底层,作品风格刚猛、率真和悲凉,如普希金诗集、叶赛宁诗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等。”因此,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得知路遥的文学观念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作家的阅读是直通他们的文学世界的重要途径”,通过路遥向海波推荐的书目可以看出,在和北京知青的交流中,路遥的阅读范围与文学兴趣有了显著的变化。在通往文学殿堂的征程中,路遥不但直言不讳地说:“是这帮知青打开了(他)这个陕北后生的思路,把他的视野从这片黄土高坡,导向了全国,导向了世界,导向了社会的高层次。”他还劝告同样在尝试文学创作的海波说:“应该多和北京知青接触。这些人看问题准,表达能力也强,‘像用手指捅窗纸,一下一个窟窿’”。路遥用手指捅窗纸形象地说明了陶正等人对自己文艺观念影响得迅捷和淋漓。而路遥在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同事曹伯植也认为,“路遥特别喜欢唱前苏联歌曲,这跟他喜欢与北京知青交往有关系。”对路遥而言,这种交流是他以北京知青为中介,主动吸纳现代文明的有目的、有选择的文艺活动。在北京知青的熏陶下,路遥的文学创作,在体裁上由前期的诗歌转入后期的小说、散文,习近平就回忆说,“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从文学视野与艺术格局上看,路遥的文学创作,逐渐从陕北地域性的习作蜕变为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当代书写。

  2.对路遥创作上的影响

  (1)《山花》中的“合奏”

  路遥和北京知青在文学创作上的合作比较早,在《山花》问世之前,路遥和陶正就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合作完成了歌剧《蟠龙坝》。1971年,曹谷溪与路遥、北京知青陶正等人编辑了诗歌小册子《工农兵定弦我唱歌》,1972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改名为《延安山花》。陶正在《延安山花》上发表了诗作《宝塔歌》、《农村三年》(署名为陶正的笔名“圆明”),北京知青吴小荣发表的诗歌为《小木匠》。路遥的诗作相当多,除过独创的《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还有和曹谷溪合作完成的《灯》《当年“八路”延安来》。1972年9月1日,文艺刊物《山花》正式问世时,陶正因为上大学离开了延安,《山花》初期并未出现他署名的作品。但事实上,在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破土而出的“山花”在早期是稚嫩的,除过带头的曹谷溪、路遥、白军民、闻频和陶正之外,很难得到真正的“同声相应”,为此,他们几个人需要变换笔名才能丰富《延安山花》的作家队伍。而他们自身的能力也相当单薄,所以,虽然多数作品的署名是独立作者,但实际上是大家共同创作完成的。陶正坦言自己编辑《延安山花》时,对于所收集到的稿件,“有的只用了几句,有的只用了标题,还有的只用了立意”。海波也说过,自己在《山花》上发表的诗歌《开路人》,就是由73年夏天回到延川的陶正帮忙修改的,“修改的篇幅很大,至少有一半句子是他加上的。”所以,《山花》长期留有路遥和北京知青陶正等人合作的印迹。1973年秋,刚上大学的路遥与同学张子刚、白正明及北京知青许卫卫组成集体创作班子,完成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的创作。此后,路遥又与许卫卫等三人合作,创作了230行的长诗《烈火熊熊》,并辑录入诗集《烈火熊熊》(延安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1974年2月26日)。

  以上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合作信息。而林达等人参与路遥文学作品的构思、修改、发表等的文学活动,可能就永远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2)独特风格的建构

  “山花”时期的合作,属于路遥文学创作中的起步阶段。但等到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科班训练以后,路遥的文学素养与创作能力就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他开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学风格。但这种风格的形成,也很难脱离北京知青的影响。

  路遥由诗歌创作进入文坛,固然与诗歌容易入手、容易成名有关(短平快的“民歌体”),但主要是由他此前的阅读经验、审美趣味决定的。在以“山花”为平台和陶正、梅绍静、陶海粟等北京知青有了深入的交往以后,路遥开始逐渐意识到,从审美趣味来看,北京知青比他更具有诗人的气质,包括后来进行小说创作的史铁生,其作品都带有浓郁的抒情风格。从文学成就上看,陶正、高红十与两名北大同学合作完成的《理想之歌》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后梅绍静与叶延滨也逐渐成长为享誉全国的知名诗人。而路遥本质上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浪漫抒情的诗歌与他的气质是相违和的,客观写实的小说更符合他的审美品位,所以,大学三年,即使通过诗歌创作闯出了一片天地,路遥依然“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他开始自觉转向以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1976年夏,路遥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西安。70年代中后期,与他关系交好的北京知青也纷纷离开延安,或回了北京,或到了西安。因此,即使路遥冲破了《山花》时期狭隘的地域观念的限制,并于1981年因《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但北京知青对他的文学影响依然是以或显或隐、程度不一的方式存在着。邢仪就回忆说,路遥在完成了《人生》的创作后,还和自己交流过心得体会。

  我们不妨把路遥和北京知青联系紧密时创作出来的《人生》与他和林达(甚至北京知青)关系决裂以后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做一个简单的比照。《人生》对陕北风景的描绘,虽然不及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以浪漫抒情的笔调形成的诗意美,但路遥的风景描写也具有明显的“人文化”与“文人化”的倾向,“星星如同亮闪闪的珍珠一般撒满了暗蓝色的天空。西边老牛山起伏不平的曲线,像谁用炭笔勾出来似的柔美;大马河在远处潺潺地流淌,像二胡拉出来的旋律一般好听。一阵轻风吹过来,遍地的谷叶响起了沙沙沙的响声。”这一段自然景物的描写,其文学旨趣迥异于《平凡的世界》中的写实性记录,“太阳象火盆一样高悬在空中,山上的庄稼叶子都快晒干了,所有的绿颜色都开始变灰,阳坡上有的庄稼甚至已经枯黄了。”与此同时,《人生》这部作品本身,就是路遥经由高加林的个人遭际来表述自己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性思考。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既缺乏由典雅的语言、优美的景观形成的诗意性表述,又缺乏对人类生存本质的形而上的思考。同时,一味地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艺术再现上,也缺乏对社会现实深入的批判与反思。文学史家对《人生》的褒扬与对《平凡的世界》的冷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路遥这两部作品在创作风格与成就上的差异。

  路遥是一个“亲历写作者”,自己及周围人的人生经历在他的文本中不断得到再现,但唯独与其后半生关系紧密的北京知青,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得到“出场”。陈泽顺对路遥说过:“你是一本大书,可惜很少有人真正读懂,这不是由于读者无能,而是你从来没有打开。”邢仪也认为,路遥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看,和他的真实心理是相背离的,所以,作品就显得有些生涩、别扭。秉承现实主义“写真实”原则的路遥,在文学创作中到底曲意回避着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话题。

编辑: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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