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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雪松:回 忆 陕 北

作者:窦雪松| 时间:2020-12-30| 来源:草根作家| 浏览量:
 
人生的经历很长但也很短,四十年的经历弹指一挥间,到今年距我到陕北延安插队已经整整40年了,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不由得想起40年前我从北京到陕北延安插队和我从插队走后和同学的第一次相聚。
 自1999年春节前,我接到中学同班同学张秋生关于春节期间插队知青聚会的电话通知后,心情就一直平静不了,老有一种在盼着什么早点儿到来的感觉,有一种在盼着与亲人相聚的感觉。是啊,我1969年1月插队到陕北延安县蟠龙公社瓷窑沟大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了。从我被交通部公路二局招工走,到今天也已经29年了,足足29年没与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见面了。虽然我插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在这一年多里我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和同学、老乡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毕竟是我从学校奔入社会的第一步。
    正月初四我早早吃过饭到部在京下属单位转了转,检查了一下各单位人民防空节日值班的情况,然后马上迫不及待地向着预定的聚会地点赶去。到了六条东四街道办事处门口我停好车,下车后准备找人问问,见办事处门口有一个中年女同志我便向她走去,见我过去还没等我开口问,她略一迟疑便问我:“是窦雪松吗?”我说:“你是…?”“我是王明明”,哎呀!一个队的女生,要不是她自报家门,我是不敢认了。说话间身边又来了两辆车,开车人与我相对看了几眼谁都没敢先开口。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上楼进了门。大厅里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我看了看谁也没认出来,这时心情有些莫名的紧张,人渐渐的多了,女生×××进来了说:“咱们瓷窑沟的到这儿来。”十几个人围座在一起。她是谁?单静,他是谁?郭英杰,那个又是谁?猜了半天,有的对上号了,有的认不出来了。三十年后重聚,当年的小伙儿、姑娘如今已经华发初生,有一些同学已经退休在家了,随着互相猜互相介绍,慢慢的听出来了,认出来了,想起来了,好多同学的眼睛渐渐的湿润了,我听着同学们越来越多的话语,当年的情景渐渐地在我眼前出现了。
    耳边仿佛还缭绕着在北京火车站送我们的家长哭泣声,火车喘着粗汽已经慢慢地停了下来,陕西铜川到了,当年火车只通到这里。我们下了火车,以班为单位排好队走出车站。眼前是一排排草绿色的解放牌军用大卡车,待我们上车坐好后,车队便一字长蛇阵的向北,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了。
    1969年1月的天是灰色的天,地是黄色的地。车队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移动着。走了几个小时后,车队渐渐地停了下来。“大家下车方便方便,拆掉车上蓬布,掸掸身上的土,在车上站好队,延安要到了。”领队这样说,经过300多公里的颠簸,终于快到全国人民仰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了。
    我们五人一排站好队,手拿毛主席的红宝书,汽车开动了。当时的延安是个县城,面积不大,主要街道只有一条,从城的这头走到那头只需半个多小时,街道两旁破破烂烂,居民住的主要是窑洞。我们的汽车进了县城,县城里的人们各忙各的,也有不少入站在两旁看着我们,我们向他们挥舞着毛主席的红宝书,我的同班同学×××在我们上臂正忙碌的时候忽然叫到:“我憋不住了!”“怎么了?”“我要拉屎”我们大家低声说:“憋住点儿,别想它,一会儿就好。”半天不见他叫了,我看了他一眼,他满脸丧气地说:“都拉出来了。”一会儿又有个同学说:“快看!孔雀开屏。”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方向一看,原来是个当地老乡穿着破烂的、到处露着棉花的棉袄站在路边朝我们笑。延安的宝塔山在延河的东边看着我们,检阅我们,欢迎我们。当晚我们在延安县师范大学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又上了汽车,车驶出县城后便沿着不宽的、弯弯曲曲的公路向北前进。车顺着延河的河床向北走,过了青化砭又走了三十里路,终于到了我们要插队落户的公社-蟠龙镇。从县城到公社一共105里地。 蟠龙镇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发生过有名的蟠龙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对陕北国民党补给基地蟠龙镇进行的攻坚战,青化砭进行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陕北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战,解放军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当时做为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全镇只有一条街,有一个邮局,一个商店,一个饭馆,一个卫生所。来接我们的老乡老早就到公社等着了,其中有一位是生产一队小队长、基干民兵排长李永富,到了公社接我们再到队里,老乡们用背背着我们的行李。当时我们的行李是一只木箱和一个行李卷,生产队李队长说:“队里前几天来了5个北京女娃子,你们又来4个男娃子,刚好副余下一个。”由于他用的是陕北话说的,当时我们都听不懂,见我们几个学生一脸渺茫的样子,他又问道:“饿地话你们害哈害不哈?”我们忙说“不害怕不害怕。”,他听了我们的话哈哈大笑,笑的我们更是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见我们还是不明白,他狡猾的一笑。后来我们懂了陕北话以后才知道,他是问我们:我的话你们明白不明白?我们几个北京男知识青年跟随其后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道上的黄土走了3里地,终于来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目的地-陕西省延安县蟠龙公社瓷窑沟大队一小队。
 
    村儿里第一小队在沟的口上,大约有3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居住的是窑洞,几乎都是土窑洞,散落在半山腰的各个角落。在村口有一个烧瓷器的瓷窑场,也是大队部。我们到队里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出来看,村里的几条狗在悠闲自在地溜达,只有一条多事儿的狗对着我们汪汪地乱叫。小队长李永福领着我们4个人走到村子的最后边,在一个窑洞院外站住了,这时从窑洞里出来一个老乡(延战的爹),队长对他说:“来了几个北京娃子,把你家的寒(闲)窑腾出来让他们住下。”老乡什么话也没说开了门,我们进去了,黑呼呼的窑洞里前边一个土炕,后边一个土炕,上面连一张席子都没有,后炕上堆满了杂物,在杂物的角落有俩张大蜘蛛网, 锅台上没有锅,只有两个黑洞,地下的土有一寸多厚,队长把我们的行李往前炕上一放说:“你们收拾收拾住下罢。”说罢离去。我们站在窑洞里楞了一会儿,要什么没什么,拿什么收拾呀?几个人一商量,找老乡借把扫把,我们把前炕的土、地下的土一扫,堆在一旁,把包行李的塑料布往土炕上一铺,被子一放就齐了。收拾完天已经快黑了,我们互相看看,一个个像刚从土堆里钻出来的小鬼儿似的。天更黑了,已经看不清东西了,而我们还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咕咕乱叫。窑洞里也没有油灯,黑呼呼一片,我们几个人到门口一看,门里边是黑的,门外边是黑的,头上是黑的,脚下是黑的, 黑呼呼的山沟,上不见天,下不见地,顿时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男子汉不约而同地嚎啕大哭起来。是想家吗?是害怕吗?是后悔吗?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当我拿着我妈收起来的户口本要销户口时、我妈流的泪;我在寒风刺骨天骑车几十里去找当时作为牛鬼蛇神的走资派,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的爸爸,当时又黑又瘦的、表情无奈爸爸的情景,全都浮现在眼前。反正当时的心情难以用任何语言表达,这种心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天亮了,我们饿着肚子爬起来了。哭归哭,既然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还得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插队落户的大队有4个小队,二、四小队要向南翻过一道山梁,三小队向东过一条大路、淌过一条河。我们4个在的一小队也是大队所在地,座落在山的半腰里,这几个小队都有我们的北京同学,一小队有5个北京女十二中的学生,她们住在村子的中间,比我们早到几天,最大的20岁最小的17岁,5个人一个灶,住一孔窑洞,也是向老乡借的。在村子的前头,也是沟的口儿上有一口自然山泉水坑,在沟的后边也有一口泉水坑,比前边的小许多,水很甜。人们吃水都要从半山腰走到山底下用水桶扁担挑回来,来回要走二、三里路,晴天还好说,下雨下雪可就只能下不能上了。说起来挺可笑的,当年我还有点儿雄心壮志,想把村子里吃水的蓄水池改一改,改的更卫生、更方便,但因为只是自己的想法,没有和老乡们商量,队里根本就不支持,所有没有实现愿望。陕北是个地矿较为丰富的地方,尤其是煤,浅的地方往下挖三、四尺就可以挖到,而且煤的质量特别好,含油量大,用纸一点就着,老乡都叫“顶针煤”,所以我们村子里的老乡家家户户都有个小煤窑, 每年的取暖、做饭用的都是煤。
    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舍脸’去向北京女十二中的同学借点儿粮食和炊具, 先解决肚子的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好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我们在学校时从来没有接触过女同学,所以一说要找她们借东西,我们全都有点儿发傻,但是为了肚子只好壮起胆子全军出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远离父母、远离家园的异地它乡, 到底是北京学生,女同胞们一点儿都没为难我们,毛雅莲、单静、朱纪宁、王明明、李庆兰等非常痛快地向男同胞们伸出了友谊之手。
    生产队让我们自在了两天以后,便开始给我们配置劳动工具。根据当时政策,国家发给知识青年每人安家费200多元,队里给每个知青买了一把镰刀,一把锄头,一条扁担,两个筐,安家费就花完了。然后给我们男女知青订劳动工分,我和同班的另一位男生谈立群个子最高,每人每天给订7分,另外俩人订6分。女生更惨,最低有5分的。当时生产队干一天算一个工,一个工分值是10分,一个工只值人民币7分钱。按这样换算下来,我干一天活儿却计不到一个工,才挣4.9分人民币。但是队长给我们派的活儿却和当地挣10分的农民一样。我们的伙食完全自理,自从北京女12中的同胞支援我们以后,我们几个男子汉也陆续购置了生活必备的锅、碗、瓢、盆儿。粮食第一年由国家供应,自己掏钱买。每月每人毛粮(带皮)42斤,每月到公社粮站去买。品种颇多:麦子、小米、玉米、高粱、黑豆,粮食买回来还要自己加工。当时我们刚刚十七、八岁,在北京的时候,绝大多数同学都没见过碾子、磨盘,不知道这些粮食应该怎么加工,我们就请教老乡,看他们怎么办。但是老乡们有驴,可以让驴拉碾子、拉磨,而我们只有一双手,没办法只有自己当驴用。我们把麦子磨了四、五遍,剩下的麸子就不要了,老乡们见了就马上给收拾走了,当时我们还笑话他们。过后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日子里,就充分体会到了粮食及其一切可进口东西的珍贵。记得刚刚到队里的前几天,队里就北京知识青年到此来插队一事,给我们在生产队大队部开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在会上北京女十二中的一位女同胞大姐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提议:能否给我们北京知青开个忆苦思甜会,做顿忆苦饭,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这瘩天天吃忆苦饭。本来地就少,粮食就不够吃,并不欢迎你们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书记怎么这么反动?我们的大队书记是一位五十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曾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块儿照过像。可是,在我们以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里,我们就充分体会到了书记所说话的真正含义。而且我们队里不少当年的老红军,有一个李姓的铁匠,五大三粗、人高马大的,他说当年他就是红军的机枪手,在一次战斗中,他吓得闭着眼打机枪,枪声停下来后睁眼一看没人了,把机枪一扔就跑回家了。我们插队的村子里只有一户人家成份是地主,他家当时住一孔破土窑洞,土炕上只有一张席子,一家男女五口人只有一条被子,冬天的时候只有多烧煤以提高窑内温度来御寒度日。而有个叫驴娃的贫下中农娃子曾自豪的指着村子周围的山说:“解放前这些山都是饿(我)家的。”
 
       陕北地区是革命老区,同时也是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它的地域大部分是黄土高原,由于山上植被极少,几乎没有任何树木,所以水土流失特别严重。天旱的时候到处是黄土,下雨的时候满处流黄泥汤。农民们种地全靠老天,老天风调雨顺时就可以收点儿庄稼,如赶上天旱那就颗粒无收。种庄稼的时候二十多人在山头站成一排,一个比一个低一步,横着向左或向右用镢头把土地刨开,有一个人站在最高处手抓一把种子往下一撒,我们到头后向后转,用镢头再把土一扒拉就算种好了,既没有水浇,也没有肥施,我们管这种田叫“卫生田”,以后只等着秋天收粮食了。 在村子附近的山坡底下有几块比较平坦的地,修成长条梯田状,这就是队里的好地了。种这好地时前边一人刨坑,后边一人脖子上系条绳子,绳子上横跨一个长方形柳条筐,里面装着干粪,上衣兜里装着种子, 后边的人一手往坑里扔一粒种子,一手往坑里扔一把粪,然后用脚把土一趟就算种好了。同样没有水浇,同样等着老天下雨。在这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下,自然产不出丰富的果实。一年劳动下来没有足够的粮食吃,人们只有节衣缩食,把一切可以进口的东西发挥到极限的作用。
   我们刚来的时候不知道粮食的珍贵,只在学校读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没有亲自体会到种庄稼是这么难,比书本上的辛苦还要辛苦。 
    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当地的老乡还是每年每月每日踏踏实实做着修理地球的工作。穷归穷,人穷志不短。老乡们的思想觉悟还是满高的。陕北地区毕竟是革命老区,当年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在延安战斗了十三年,播下的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人们行动的宗旨,南泥湾的精神处处能体现。但解放以后,由于陕北地区交通闭塞,通讯落后, 导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拉大了距离,成为全国有名的贫困落后地区。我们北京知识青年的到来无疑是给这个贫苦地区注入一付催活剂、兴奋剂,陕北地区从此苏醒了。
    我们和老乡们一块儿上工。每天早晨队长一敲挂在村中央大树上的破铁块,我们就得赶快起来,甭管你多么累,多么困,要不然队里就该扣工分了。刚去的时候十分不习惯,每天队长或隔壁老乡都来敲门叫我们。我们赶快爬起来,顾不上洗脸刷牙吃早饭,那会儿也没早饭,抓起工具就走了。每天我们留一个同学在家做饭,做好以后等着队里送饭的人喊叫。陕北老乡管送饭的人叫“喊饭”的。每人的饭放在一个黑瓦罐里,里边是汤或是粥,上边盖一个黑碗,干粮用一块布包着。瓦罐的两边耳朵上栓一条绳子。喊饭的人用一条扁担挑着,一个人挑十多罐,每天队里有三、四个人喊饭。饭收齐以后就往山上送。饭送到山上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而我们早已饿得见什么想啃什么了。送的饭各式各样,有菜汤,有小米粥,有菜和黑豆熬的和(念或音)饭,干粮是少粮多糠的黑馍。而我们男学生只有一罐稀汤,因为我们在家时多数人都没有自己做过饭,有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我们第一年也没有菜,就是白水煮麦子、黄豆什么的,老乡们见我们的饭实在没法吃,就你给一块糠窝窝,他给一块麸子饼,我们就吃上了“百家饭”。在干活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地下一坐看着男女老乡们打闹逗笑,男老乡追着女老乡满山跑,女老乡往下拽男老乡的短裤,互相在地上滚成一团。抽烟的老汉把刚抽完的烟火磕在鞋壳里,又装上一锅反扣在鞋坑里,吧嗒吧嗒的嘬着,村里那个名字叫驴娃的小后生穿着女式大襟衣裳站在山坡上,眼睛望着远处湛蓝的天空,放开嗓子使劲地嚎(唱)陕北民歌“信天游”“三十里铺”“想亲亲”或“走西口”等。俗话说“饱了吹,饿了唱。”我们当时饿的没饭吃的时候也跟着一块瞎哼哼,我现在会唱的几首陕北民歌就是跟他们学的。不过,陕北民歌确实好听,你要用心去唱、专心去听,就会唱出情听出神。
    队里的干部见我们有点粮食也不会吃很心疼,一是心疼北京小青年饿肚子,二是心疼粮食被糟蹋了。于是他们和我们的邻居商量,让邻居帮我们做饭。我们的邻居姓张,是个非常老实的农民,大约有四、五十岁,他有三个娃儿。他教育子女的指导思想很特别,至少在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他在自己居住的窑洞里贴着四条座佑铭,一是:事要多知。二是:字要多识。三是:话要少说。四是:酒要少喝。另外还有一条他自己的警世条幅: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惹祸的根苗,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他是这样做的,他也要求子女这样做。他的这些思想和字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从陕北出来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或多或少地有所影响。
    自从有邻居给我们做饭后,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虽然还是粮少糠多,毕竟不像我们自己单独起伙时,一个月42斤的粮食连糠带麸子全吃光才过十五、六天,剩下的十五、六天只能东溜西逛到处找北京学生要吃的。今天你到我这要,明天我到你那找,要来要去还都是半个月没有吃的。男生是这样,女生同样也是这样,只不过她们比我们饭量小一点儿,会算计一点儿,时间维持的稍微长一点儿。我们那时年龄太小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能吃要喝的阶段,在当时那种生活条件下,我们都跟缺肥少水的小苗儿一样又黑又瘦,我当时1.78米的身高,体重才102斤,风一吹直打晃。比我个头低的同学的形象就更可观了。由于吃不饱,体力就跟不上,上工的时候老感觉饿,所以大家每天一听上工的破铁块响就头疼。由于我到队里后干活实在,就给挂上了基干民兵排长、生产队小队长的头衔,而且公社干部到队里蹲点时就住在我住的窑洞里,把我入党的表也填了,(此事招工我一走就吹了,致使耽误了很多年)所以再头疼也得挣扎着去上工。如果你不去队长会毫不犹豫地扣掉你的工分。时间短还可以,长了我也受不了。“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东西填肚子,光靠思想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为了找东西填肚子,我们开始不择手段。有一天,同学秋生在上工的地里捉到一条一尺多长的蛇,当时我们谁都不认识有毒无毒,把它三下五除二剥了皮剁成几段放在锅里用白水一煮,每人两段,我虽然很怕蛇,但也壮着胆子吃了,什么味道不知道。吃完以后我们忽然想起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蛇有毒怎么办?这真是一个既可怕又棘手的事,四个人顿时头冒虚汗心发慌,我们紧急商量后大家都躺下睡觉,说好谁先醒谁负责叫醒其他同学。天黑了,我们几个命大都起来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儿来真是又好笑又后怕。在当时由于没有吃的东西我们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了,队里羊官儿放的羊被老鼠咬死了,我们几个同学跟队长一说要回来,用我们干活儿的镰刀在磨窑里把羊头锯下来,羊身子剥了皮,剁剁白水煮煮,美餐一顿。我们捉到一条狗,想吃狗肉,听老乡讲用水呛死狗肉好吃,我们就把狗引的河滩边,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岸边的树上,中间挽一个圈,另一头我们俩个人拽住,一个人引狗一个人舀水。一切准备好了,我们把那条半人多高的狗逗到圈套下面慢慢套上,有个同学在逗它,另一个同学拿瓢舀水过来,我俩见水来了就使劲拽紧绳子,狗就立起来了,拿水的同学往狗嘴里猛的一灌,突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俗话说“狗急了跳墙”,被我们勒住的狗猛的一挣窜起一人多高,我俩被带的趴在地下,狗挣脱了绳子,瞪圆双眼,猛张大嘴向拿水瓢的同学扑过去,我们几个人吓得魂飞魄散,扔下东西爬起来就东逃西窜,吓了一大跳,狗也跑了,肉也没吃成。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大街上美食城、饭店、小吃一条街处处可见,想吃什么都有。猪肉、驴肉、蛇肉等哪儿都有,想吃就可以买。平时的生活水平就比过去过年还好。我们过去所经过的日子所受的苦,今天的年轻人尤其独生子女是绝对想象不到的,也是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所以今天的孩子们什么都不缺,头上多一个‘小皇帝’的光环,身上缺少了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尊老爱幼、互相帮助的美德。
虽然吃的方面很差,但农活还要干。我们一开始往山上挑粪,每人一副扁担两个筐,猪圈里有人把猪粪挖出来,有人再往筐里装,装筐的人见我们是知识青年便想使使坏,歪头斜眼看看我们,用铁锨把粪使劲地拍,拍结实后好多装,意思是想出我们的洋相,对北京女生也绝不手软,我们也毫不示弱,只要扁担折不了你装多少我就挑多少,虽然挑起来了,但是走平路还勉强凑合,一上山就拉稀了,本来在家里就没挑过东西,又被人家多装了,老乡们可以歇一口气挑到山上,而我们要歇三、四回才能到地方。这样一来我们一天就比老乡们少挑好多趟,但是我们毕竟坚持下来了。晚上下工回“家”后,大家累的往炕上一躺动都不想动,用老乡的话说:“而个熬的一满蹭不定了(就是我今天累的受不了了)”,第二天肩膀就肿起来了,一碰就火辣辣的疼。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一个星期,扁担挑折了俩根,干完了这个活儿茬。那个女十二中的大姐同学和我们男生一样坚持了到底。从这次较量后,老乡们不敢小看我们北京知识青年了。路是人走出来的,人有享不了的富、没有受不了的罪,虽然在北京家的时候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儿,但到了这步田地,也都挺过来了。一年多下来,我们虽然还是又黑又瘦,但是身体结实了,力气大了,学会了好多庄稼活儿。尝到了社会上生活中的不少酸、甜、苦、辣。
时间如流水,转眼半年过去了。天气已经很热了,地里的麦子也高矮参差不齐地一尺多高快熟了,我们听陕北老乡的地方话也不费劲了,同时地里的庄稼活儿,我们基本都会干了。百十来斤重的粪筐,挑起来一溜儿小跑,扶犁耕地、点粪(干大粪和种子拌在一起,装个跨在嘴下边的长条筐里,前面人挖一个坑,后面的人抓一把粪和种子扔下去,用脚一趟就算种好了)锄草、铡草等十分劳力干的农活儿,我们基本都会了,身体又瘦又黑但很结实,工分还是老样子,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该麦收了,我们几个同学每天和老乡一道上山去收麦子。麦子割下来之后,用背绳绑好,蹲或坐在地上,把双肩套进绳子,脚下一用劲就站起来了。这一天,我们正汗流夹背的干着,忽然有个老乡喊:“北京娃,有人找你们!”,我们很纳闷,在这个地方除了北京知青,没有其他人能找我们。我们从山上下来回到了窑洞院,一进院子我们都一愣:天哪!老师,我们在北京上中学的老师。您怎么来了?王文铎王老师!一见我们,老师也一楞,,貌似不认识这几个又黑又瘦的小子了,原来北京市组织了以学校老师和工宣队工人为主的、慰问北京知青的慰问团。当时有的队里的北京知青举着镰刀追着慰问团的人满山跑,要打他们。因为我们插队前北京市政府曾纠结一些部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过大会,他们骗了我们,会上介绍的情况是陕北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每人有几只羊和几个人有一头牛,和实际现实情况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还说上次插队是到山西,这次到陕西,以后是甘肃宁夏……。我们把老师让进了窑洞,黑呼呼的窑洞里,几个人的铺盖卷儿卷着,灶台上后边一口大锅,前边一块石板盖在坐小锅的灶眼上,我们没有炒菜锅。灶台下堆着一尺多高的炉灰,灰上面蹲着一个黑色的瓦罐,里面满满的是我们夜里撒的尿,大锅里是我们的午饭,老师看见了想用手拿一个黑糊糊的窝头,但手怎么拿也拿不起来,一拿就碎了,我告诉王老师:那是糠和麸子做的,拿不起来,只能用碗去扣着翻。秋生去点火热饭,结果焹(杠)烟了,就是烟倒流返回窑洞,呛得人直咳嗽,王老师---我们的先生流泪了!慰问团临走前,我对老师说:“回去不要把我们的情况告诉我妈,你要说了,我回北京就抽你。”老师含泪点头,因为我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都小,我爸爸在“五七干校”还没有解放回来,我不想让我妈惦记着我,多少年后回到北京,讲起这件事,我那现在已经去世的、时时惦记我的、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告诉我:慰问团回到北京开家长会时,没敢把我们当时真实的情况告诉家长们。那时我们饿的见什么都想吃!“民以食为天”实在没有辄了,就开始偷队里种的洋芋(土豆),我们晚上把土下边的小洋芋挖出来,又把上面的秧子埋上,第二天早晨还没事,一到中午秧苗就全趴下了。队里给驴种的饲料—草苜蓿,让我们一晚上全给割光了,第二天队长发现后跳着高的破口大骂,喊叫着要拿磨土坷垃的磨磨我们。队里可偷的完了,就开始偷老乡菜窑里的菜,后来觉得偷解决不了大问题,就开始抢了,那时侯我们学生娃的眼睛都饿绿了,不管男生女生,在街上、在集上只要见到老乡拿的东西是吃的,立刻哄抢一空,其它什么都不要。后来,老乡赶集只要看见北京学生,立马躲开。那时候北京学生还互相打架,一个学校跟一个学校打,一个公社跟一个公社打,什么都不为,稍微语言不合,眼神不对就打,掏出刮刀菜刀就扎就砍,先是北京跟北京的打,后来北京的跟陕北的打,最厉害的一次是截刑车,县公安局在我们公社开现场批斗会,其中有一个北京西城35中的学生,周围几个公社的北京学生都集中过来了,把现场团团围住,那可是好几百人啊,什么刮刀,菜刀,䦆头,手榴弹,钢丝锁都攥在手里,什么人都不要,就要那个北京学生,现场的解放军不干,学生也不干,双方就打起来了,后来看到过现场的老乡都说:北京娃子比胡宗南的兵还残祸(厉害)。自那以后谁都不敢惹北京知青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是好笑、可恨、可气、无奈、内疚。
转眼又是一年春来到,我到陕北插队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学会了各种农活。人黑了,也结实了,工分也都长了,我和一个男生最多,长到将近10分。也基本懂得了当地老乡的风俗土语,同时,我们同班的4个同学也分成了4个灶,由于我们当时年纪小,不懂事,为了不值得的一点儿事就分开了,同班同学xxx买了几十个鸡蛋腌在一个坛子里,口上用纸做了一条封条封住,每天要检查,我们其他三个人就觉得可气,那天上工我们三人没去,等他走了,我们把鸡蛋取出来煮煮,一人15个吃了,坛子里又放进去砖头树枝封好,后来同学发现了,也不敢问,没多久这个同学就和我们分灶了,就这样先分一个,又分一个,再分一个,得!只剩一个了。一人靠一户老乡。这下倒不用自己作饭了,把吃饭的生杀大权交给了乡亲。我在这时被调到大队窑场去干活,我们大队有一个瓷窑,瓷窑沟的名字就源于此,我们从沟后面的山上取出土,到我们的工厂里经过搅拌,经过师父的加工,制成各种各样的瓷胚,经过烧制,形成形态各仪伟大成品。这个活计是个非常累人的差事,我们把烧瓷用的泥土从塌家沟山上挖出用筐挑到瓷场,放到场院里,用镢头一点点儿捣碎,然后放水浸泡。待到泥土软了光着脚上去踩呀踩,一直踩到软软的、滑滑的,就可以用了。我在这边摇一个石磨盘,对面四五米泥胎师傅面前也有一个磨盘,两个磨盘用一根皮带连着,我这边一转他那边也转,他那边摸磨盘上放着一团合好的泥,随着我这边磨盘的转动,他的手在泥团上捏捏动动,各种瓷器的泥胚便变出来了。成品的泥胎整齐的码放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晾干,泥胎晾干后师傅再用毛笔在上面画一些画,描一些边儿,然后上釉,晾干后放到窑里用火烧,出来就是成品的瓷器。当时我们队里的瓷器是远近闻名的,也是队里唯一的一项挣钱的副业。队里还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当时是生产队队长儿子随富开着,那可是个好差事,没想到队长也叫我跟他儿子一起开手扶拖拉机。记得第一次开手扶拖来机什么都不懂,儿子告诉我这个是向左那个是向右,练也没练第二天我们就拉了一车麻袋上南泥湾了。刚开始是儿子开着,我在车斗的麻袋上面坐着,一会儿儿子告诉我:你来开一会儿。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从来没碰过拖拉机的我居然晃晃悠悠的开上走了!走了大约80多里路,儿子把我换下来了,我又到后面车斗上去了,过来延安县城就上山了,眼看离南泥湾还有几里路,我在顶上昏昏欲睡,突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在下山的时候机器高速吼叫着,拖拉机的速度飞快,儿子大喊:“飞车了!飞车了!快跳下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飞车,心里非常害怕,怕车掉到山崖下去,我在车上一闭眼就骨碌下来了,到了地下我一爬起来看见拖拉机突突飞快的向前跑,我没顾上胳膊摔破了,扯着嗓子大叫:“儿子往山上撞,往山上撞!千万不能往崖下掉!”队长儿子反映也可以,我见他车头一歪“咚”就撞上山了。等我跑过去一看,车翻了,麻袋散落一地,儿子满头满脸土坐在地上。咋办?我和儿子商量,他说我在延安有认识人,我去找人来拉机器,你在这瘩看着机器和麻袋,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那时车非常少,等了三个多钟头才有一辆路过的拖拉机,儿子走了,天渐渐黑下了,这儿是原始森林,满山的树、灌木,我开始找歇着的地方,顺着路往回走了一会儿,看见半山有一个黑洞,我钻进去了,原来有人住着,是个黑户,我把情况说了,他点头答应让我住下,没吃的,我看有水刚想喝,那个黑户不让喝,让我自己到外边自己找去,黑乎乎的上那呀?我睡下了。第二天一亮我就出来了,又走到破拖拉机那坐在地下等。一天、俩天、直到第三天中午在我饿的眼发黑的时候才听见远处有拖拉机上来的声音,等拖拉机到我面前,我一看原来是小队长李永富来了,我一见他就问有吃的吗?他说:“有有,知道没吃的,我买了混合面的馍”,我拿李永富喝水的碗在他又借来的拖拉机机器那放了一碗水,拿起馍就吃,一气吃了8个,李永富直喊:“慢点儿吃,慢点儿吃,别噎死!”这个破手扶拖拉机只开了这一次,修好后就放在大队部院里当磨面机用了。我又陆陆续续给村里的乡亲们磨了个把月的粮食。
    在这一年里,由于我们北京知识青年回北京探亲也好,跑回去也好,陕北革命老区的极度贫困状态终于让北京知道了,让党中央知道了,我就在1970年7月被交通部公路二局第三工程处招工招走了,当时的心情就是:只要有吃的到哪儿都行。
时光流逝,2005年5月26日,相隔35年后,我们部机关党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的红色之旅,我又回到了延安,在去陕西的火车上,我彻夜未眠,心情激动复杂,不由自主的老有一种回忆,盼着快到、盼着回去、盼着见到故土亲人的感觉!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涌出贺敬之的《回延安》:“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手捧延河水,眼望宝塔山。……”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延安,是我们北京知青的第二故乡,情系陕北,梦回延安……。
 
窦雪松  男  中共党员   北京市灯市口男中67届初中毕业生
1969年1月11日到陕北延安县蟠龙公社磁窑沟大队一小队插队。1970年7月交通部公路二局第三工程处招工参加工作。
退休前为交通部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

编辑: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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