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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薛天云:张载生平及其对宜川的影响

作者:薛天云| 时间:2020-11-14| 来源:草根作家| 浏览量:

 宋代两位理学大师胡瑗、张载先后在宜川任职,被宜川人民奉为“二贤”,并建祠纪念。特别是张载,对宜川后世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影响十分深远。

一、北宋理学的重要人物

  北宋在庆历(北宋时宋仁宗的一个年号)之前,学术思想基本上还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随着社会危机的深入,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为新儒学,遂应运而生。新儒学也在客观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一些需求,顺应了人民的一些要求,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进步,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孙复、石介,这三个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至宋仁宗庆历年间,理学兴起,成为当时社会治学的风尚,并形成四大流派,出现了一批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全祖望称其为“庆历之际,学统四起”。这四个学派的五位代表人物,被世人称为庆历理学“五子”。

  胡瑗,生于宋太宗淳化4年(993),卒于仁宗嘉祐4年(1059),字翼之,学号“安定先生”,史载其为泰州海陵人,祖居陕西路安定堡(《辞海·胡瑗》条释)。宋仁宗嘉祐初年提升其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②”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名为太学法。胡瑗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人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声势,《宋史》载“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胡瑗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范仲淹经略陕西兼知延州,辟丹州推官。胡瑗大约在宋仁宗康定年间,也就是1040年左右在当时的丹州做过推官,任职时间长短无以查考。《吴志》③载:胡瑗“莅政之时,以教授苏湖法,随贤愚训之,士赖造就,见者即识为安定先生弟子,祀名宦。”《宋史》有胡瑗传记。胡瑗对培育、发展宜川的理学,起到了先驱、启蒙作用。

  在胡瑗之后,一位对宜川影响更大的理学大师张载,任云岩县令,进一步在丹州大地发扬广大了理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张载生平简介

  张载,生于宋真宗天禧4年,即1020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元年,即1078年;字子厚,学号“横渠先生”。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fu)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贫,张迪死后,全家侨居陕西眉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已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
 

  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斗争更为激烈。张载关心国事,尤喜谈兵,曾想联合一些人夺取洮西的失地。此种情怀,与他以后到近临边关的云岩县任职不无关系。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张载时年21岁,上书谒见范仲淹,呈述《边议》九条,显示了他的胆略与才识。据《宋史·张载传》记:范“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其读《中庸》。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继而研读“六经”,探求学理。可以说张载见范仲淹,是其人生一件大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与程颢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之盛事。从辈份上说,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学术见解上,张与程有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张载的《西铭》,尤其受二程称道。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希望按《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他还想买一方田地,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反映了张载探求“六经”的一个特点。

  嘉祐2年(1057)张载登进士第,次年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县令,后任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张载在云岩县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张载任云岩县令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但按张载生平推断,可能是宋仁宗嘉祐2年(1057)至宋英宗治平4年(1067)期间,任职时间长短不详。从事研究理学的张岱年教授说张载“曾任云岩县令,英宗治平末任签书渭州判官公事。”这一时期,张载有机会接触社会实践和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是他形成关学的实践基础。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冬,张载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神宗已起用王安石,开始实行变法,而张载“复三代”实行井田的对答,实在令神宗不满意,只任命其任崇文院校书。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又因其弟张天棋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回故里。这一过程反映了他有些思想不符合客观实际,反对变革的一面。

  此后六年,张载多在眉县横渠镇度过。他生活贫困,但“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有作为士大夫的志气和情怀,被当时和后世学者奉为座右铭。张载又说:“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他作诗曰: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

  他的执着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者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宋代有名的学者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三人执弟子之礼,苏昞、苏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熙宁9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传之学界,引起震动。

  熙宁10年春,张载被朝廷召还乃知太常礼院。他与朝中有关官员议礼不合,加之时患重病,无心京师再住,又一次辞官归里。在回陕西的路上,到洛阳见过二程。12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司马光对张载病逝十分悲痛,请皇帝谥其号“明”。他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程颢闻讯后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

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

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

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

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

  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有几点先于或不同于其他学派。

  1.《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很少。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西铭》在张载的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其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书》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人、物毕竟相异。这里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易辞·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从张载那里得到了启发。毋庸置疑,张载较之于其他理学派别,多了一些辩证法。张载把大君作为乾坤,也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为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从张载在云岩县完善制订的婚礼、葬礼、家庭社会礼仪中看,反映了《西铭》的理论,也是他后来作《西铭》的实践基础的一个方面。

  2.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气即物质,他认为世界是物质构成的,是朴素的、进步的“唯物论”观点。《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载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方面,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张载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他强调了“人非生而知之”和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重视教育的思想基础,又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反映。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想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宝贵的思想资料。他的理论中也有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但用唯物史观去看,并不影响他的成就。

  纵观张载一生,是勤学、苦钻、探索求知的一生;是不畏艰险、不怕清贫、努力奋斗的一生;是不慕荣华富贵、脚踏实地、严格治学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一生。他的人格、品德、治学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他的道德文章,流传千古;为人师表,堪称楷模。

三、张载对宜川的重要贡献及深远影响

  关于张载在云岩县任职情况,《宋史·张载传》略有记载,宋代著名学者、张载的学生吕大临写的《横渠先生行状》笔墨稍多一些,吕写道:“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间疾苦及告所以训诫子弟之意。”吕又写道“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在办学方面,吕说:“先生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虽然史载简略,但民间传说却很多,尤其是过去的读书人,说起张载事迹,如道家珍,仰慕不已。1980年前后,我见到云岩地区一些近70高龄的人,还可背诵《西铭》、《东铭》。

  1.首创书院,兴教传经。宜川地区的教育,自西汉武帝开始,一直在陕北处于领先位置。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之后,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受到极大摧残,社会文明发展亦相当滞后。宋朝统一中国,宜川相对远离烽烟四起的延安以北边关一带,为宜川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创造了客观条件。当时的丹州以及所辖五个县(宜川、咸宁、汾川、门山、云岩)人民,迫切要求繁荣经济、稳定社会,发展教育事业。正在此时,张载到云岩县任县令,其顺应时势,会际风云,实现了他多年想要传授“六经”、兴教育人的夙愿。张载在云岩首开创办书院的先河。云岩上寺崇圣院,建于北宋太祖“建隆”年间(960—963)。时隔近100年后,张载对崇圣院修葺后创办了“崇圣书院”,并奉行“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招收学生入学,一般农户子弟也有机会上学。“崇圣书院”以传授“六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张载定期去讲经,还在山西、关中聘请有学问的先生授课。据传说,崇圣书院的学生出过数位举人和贡生,为宜川培养了一批收生授徒的人才。张载重视对学生进行德的教育,学经要明理,反对只重视应付考试。他的学生多是德高才优之人。后来,又在云岩下寺兴龙寺开办县学,招收农家子弟进行启蒙教育。丹州以及州辖各县,纷纷效仿张载的作法,州治丹州城(现在宜川县城)办起书院(即州学),各县办起县学,宜川地区的教育事业一时兴起,盛况空前。张载在云岩创办书院,是否为全国各县第一,自不敢言,但就陕北而言,乃为首创。

  张载在办书院、兴县学之际,还在县衙定期办班讲学。据《吴志》、《府志》、《陕西通志》记载,云岩县衙大门外的翠微亭是张载讲经之处(即在今云中大操场内,“回变”时被毁)。张载主持讲学的范围广泛,有“六经”,有礼仪,还请人传授关中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给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讲经,每月一至二次;其他专题讲学不定期举办。

  张载在云岩办学讲经,是宜川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宜川后世官员树立了兴教重教的榜样。

  2.规范礼仪,敦本善俗。张载在云岩规范礼仪、改变风俗的创举,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规范社会关系。重点是尊重师长、服从管教。学生要尊重老师,“学圣人,为君子”,对不尊重师长的学生,要求书院除名;遵守秩序,服从官长。据传说,当时君子村名并不叫“君子村”,而是这个村子人安分守己,能服从户保的领导,县衙去办事的人进村后,热情问候,很有礼貌,对扫雪等公益事业很积极,张载就给这个村改名为“君子村”。

  ②规范家庭礼仪。讲授“五伦”知识,即夫妻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兄弟有序、朋友有信。劝人孝顺父母、敬老爱幼、兄友弟恭、夫妻和顺。特别重视孝顺父母,给年迈老人“优食”,每季换新衣等,至今还被云岩群众称为“夫子礼”。还对于儿子如何向父母行礼、兄弟之间如何行礼、儿媳如何向公公和公婆行礼、人们见了村邻亲朋如何行礼、见了老师长官如何行礼,都作了严格规定。据传说,张载还在翠微亭组织一些人专门演示各种礼节。这些礼节虽属封建等级礼教之列,但在900多年前,实行这些礼仪,确有引导人们告别野蛮、迈向文明的功效。既使现代社会,也应提倡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不要旧礼仪,又不要新礼仪,人们的行为活动岂不是要倒退到一千多年以前吗?张载要求人们加强对子女教育,要学礼、修身、齐家、忠君、爱国,要勤学苦读、见贤思齐、安份守己、耕读传家。这些倡导,对宜川人民的文明进化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规范婚丧礼仪和各种庆典、祭祀活动。张载完善制订的婚礼、葬礼仪式,一直传到现在。婚礼主要有提亲、纳吉、过礼、择吉、嫁娶仪式以及拜天地、入洞房、大归等,体现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传宗接代、终身大事”的宗旨,使当时社会存在的抢婚、私奔、乱伦等“不良现象”大大减少;葬礼主要是“行礼点主”的仪式,场面宏大、内容细致、情节严密,体现了“俱备哀荣、慎终追远”的情怀。行礼有成服礼、初献礼(孝子礼)、亚献礼(侄儿礼)、终献礼(孙子礼),还有干骨礼、起程礼、告缱礼、合厝礼、路祭礼、坟前礼、朝祖礼、奠主礼、安主礼等。行礼又分大行礼和小行礼,小行礼仪式简单易行,适合较贫困的农民家庭采用。“点主”,主要是主官在死者牌位上“穿神点主”,祝其灵魂早得神位。“行礼”由有生员学位的四个礼生主持赞礼,“点主”要由七品以上的官员(学位要贡生举人以上)进行。张载就亲自给人点过主。一般家庭,能请到四个秀才礼生、一名贡生扮官即可。每献礼,都有祝文。从礼词到祝文,充满了儒家文化传统和影响。这种仪式很快在云岩县、门山县、汾川县、宜川县普及,一直到现在流行不衰,成为宜川县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几个旧县址外,至今无人实行这套婚礼、葬礼;还有庆典和祭祀仪式,主要是由两位礼生主持赞礼,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并由主办人读庆典文或祭祀文,重大活动还立碑纪念。

  张载创设的“礼仪”,宜川群众称其为“周公礼”或“夫子礼”。在900多年前,有促进文明进化的进步意义。但张载制订这套礼仪,在于宣传儒家文化和封建礼制,使儒家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其内容多为封建礼教,有的还在以后的演绎中带有迷信色彩,比如“葬礼”。随着社会进步,葬礼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3.劝农固本,精耕细作。张载任云岩令时,目睹当地农民刀耕火种、收入无几的耕作现状,很是忧虑。据传说,他请来几位关中的种田能手,给云岩农民传授精耕细作的经验。还从关中招募了一千多名有劳力但无土地的农民,安置在云岩境内一些荒村,增加垦亩,传授经验。当时,云岩老百姓给牲口圈不垫土,肥量有限且当年上到地里肥力很小。他就让关中的农民师傅传授垫圈的道理和方法,使旧习惯得到改变。那时云岩农民用的耱较小,宽不到一尺、长不过三尺,耱地时人跟在耱后,用镢头压在耱上耱地,把地整不细。相当一部分农民,砍一些枣刺或树枝,捆成扫帚状耱地,既不保墒又难出苗。张载就让关中农民师傅做成大耱(两档头宽一尺二寸,中间宽一尺八寸,长四尺六寸),并让师傅站在耱上示范耱地,消除了耱后有“睁睛地”的现象。“不垫圈”、“用小耱且人不往上站”的现象,至今在陕北许多地方还可见到,但宜川用大耱已近900多年了。推广了碌碡打场的经验,淘汰了“牛踩场”的落后技术。经过几年的努力,云岩县农民从种到收,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对农具也进行了改制。凡是采用精耕细作办法的都增了产,粮多促进了社会安定。据传说张载请来的人中有一名姓辛的,以后就落户在云许村上塬荒村,村名叫“辛户”,亦有“新户”之意。

  张载还采取了一些“奖励耕读、传播文明”的措施,如:家中有一人上学读书,可免去一丁一年的徭役负担;新开垦的土地,三年以内不征粮;减轻赋税,不许官吏层层盘剥;绘制关中住房图形,推广先进建筑技术;加强对三冢村忠武王陵和各个寺庙的管理,让守墓者、和尚、道士自食其力,在寺院的土地中自己种植,不许庙院向周围农民派粮派款派劳役等。通过这样的治理,云岩县人口增加、农业增产,社会较前繁荣。

  4.关心民瘼,不畏强暴。张载经常把一些老年人请到县衙,了解农村的生活等方面情况,还微服私访,对一些有困苦、疾病的人进行救助。当时云岩北山、西山、南山一带土匪猖獗,经常侵扰周围农民。张载在全县抽调了五十多名青壮年农民,请来武师进行训练,主动向土匪发起进攻。云岩河南的张口塬村,那时并无人家,衙役领人在那里抓住数名土匪,将其杖击而死,百姓便称其为“杖寇原”。不出半年,有的土匪被歼灭,有的远逃他处,农民得以安居乐业。宋代,云岩镇北山衣善村一带,地处高山,森林茂密,当时只住二、三户人。有一户人家的儿子十七、八岁,好逸恶劳,不孝父母,还经常拦路抢劫。张载派衙役把此人带到县衙,重打四十大棍,并罚其在崇圣书院服杂役一年,每天还让崇圣院老师给他讲做人的道理。一年中,这位“恶少”在书院耳闻目染、深受教育,立志改过,还初识文字。张载给其改名“依善”,让其回村重新做人。这人回村后痛改前非,孝顺父母,勤耕苦营,家境渐裕,对路过村子的人殷勤招待、给吃给住。人们为了纪念张载,就叫这个村子为“依善村”。

  5.从严治吏,政令通行。张载首先严格要求自己,起好表率作用。他从不接收礼品,无人敢向他行贿;生活简朴,勤政廉洁;白天按时办公视事,晚上读书、研究学问至“全城只有他处灯亮”;为人和顺,平易近人,“遇道即与民交谈。”张载对县吏、县衙役、各乡长、里正、户保要求很严,不许勒索敲诈百姓、不许延误公事。牵涉到广大百姓利益的事,都事先预告闻知。对于百姓诉讼,及时办理,从不拖延。在他治云岩期间,政治清明、人心安定、能得温饱、百姓乐业,给宋朝西北边关提供了大量给养。百姓知道了他调离云岩的消息后,准备举行一个隆重的欢送场面,他不愿意“扰民”,提前一天悄然离去。

  张载在云岩任职时间是短暂的,但他圆满地完成封建士大夫从政的两大任务,即“教养生计、教化民风”,影响十分深远。云岩民间说的“夫子礼”、“夫子曰”等词,指的就是张夫子,即张载。张载离开云岩不到10年,宋朝在神宗熙宁5年(1072)将汾川、咸宁县省入宜川,熙宁7年(1074)将云岩、门山省入宜川。在一个统一的县境内,张载的业绩被人民竞相传颂,成为全宜川县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宜川人民一直没有忘记张载,并深深地纪念他。云岩县从西魏建县到1074年省入宜川,期间近600年的历任县令,因撤县后史料佚失,有史记载的仅为张载。自宋以后,在宜川县衙大堂供有胡瑗、张载像,县上官吏、士绅、文人每年都要祭祀。明朝万历(1573—1620)初年,在宜川人要求下,知县贾明孝主持于县城南门附近修建了“二贤祠”,供奉胡瑗、张载。明朝,延安府建的“五贤祠”中有张载之位。清雍正初宜川知县废二贤祠建节孝祠,受到宜川人民的反对。《吴志》中论曰:“雍正初年,前令以祀基易民地,建节孝祠,二贤祠废矣。呜呼!前贤过化之地,虽无专祀,犹当特建;乃遗址废撤,等于弁髦,宜邑岂少此一片土?而倒置若此,可慨也!”乾隆52年(1787)至58年路学宏任宜川知县,在任期间,于城隍庙东重建二贤祠,《续省通志稿》路学宏传中曰:“学宏以宋儒胡安定、张横渠尝宦宜川,建二贤祠。躬率士民谒祠下,讲《东铭》、《西铭》……长幼环听,俗为不变。”《薛续志》中载,明尚书三原温纯写有《怀张横渠先生及令张绎、张伦》七律。宜川明代举人张尧辅《张横渠祠》七律诗曰:

先生犹入圣之门,一令云岩迹尚存。

遗得桑麻传父老,沿来孝弟教儿孙。

学宗正脉承先哲,书著西铭启后昆。

庙貌巍峨松桧拱,过游自致万年尊。

  在云岩人民的要求下,清乾隆52年知县路学宏、训导赵知遇,支持数名士绅,于原云岩张载住处修建了张子祠,云岩人叫“夫子庙”,同治6年毁于回变。光绪末年里人重修,但十分简陋。民国10年至12年(1921至1923),薛观志等人主持修建云岩小学时,重修张子祠大殿8间,塑有铁像,院内还修一座戏楼。此大殿在上世纪80年代被拆除。清训导赵知遇曾为云岩张子祠撰碑文,并有《张子祠》七律二首,诗中云:

名臣事业大儒心,曾向丹州播德音。

翠叠千重夸地秀,教垂百代感人深。

  明御史薛刚《过云岩怀张横渠》五律云:

旧日云岩县,名贤迹尚存。

山城三面水,土屋数家村。

桑枣青连野,靡芜绿到门。

民淳无外慕,耕织长儿孙。

  又参政张邦教《次前韵》:

云岩寻古迹,文献慨何存!

骏马嘶槐里,青旗出杏村。

轻寒犹拂面,新张欲侵门。

野叟无他事,嘻嘻抱儿孙。

  宜川举人张允祥《次前韵》:

过此怀前哲,遗风尚有存。

菜花飞旧圃,榆荚落荒村。

北望山连郭,南来水界门。

民今勤本业,曲簿卧蚕孙。

  又民国县知事、宜川人邹均礼《过云岩谒张横渠庙次前韵》曰:

宋代云岩令,今朝庙尚存。

山城余古迹,遗教化乡村。

道德开关学,馨香列圣门。

二铭多妙蕴,暇日课诸孙。

  1998年秋,我应邀参加云岩小学教学楼落成典礼,看到云岩小学保存的“横渠遗风”匾额,站在张子祠的旧址上,回想史书记载修建张子祠的过程,不禁想到,张载虽为封建社会学者,但毕竟对宜川有许多贡献,且属在宜川任过职的历史名人,保留他的祠,对发扬优良传统、发展旅游都有好处。云岩大地竟不能存前贤之祠,难道历史能割断吗?不由写道:

云岩张子祠,今朝庙已毁。

欲知前贤事,聆听百家云。

大地载圣迹,遗风布乡村。

教化兴学起,道德树人文。

著作涵妙义,精华传子孙。

民心记青史,丹山丰碑存。

  张载对宜川后世影响深远,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民俗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入,从人们待人接物礼节、处理相互关系、对待家庭事务一直到婚礼、葬礼,都渗透着张载完善、制订、推广的礼仪。受这些礼仪的熏陶,宜川素有文雅之风,如《延安府志》云:“宜川,古丹州地,世有文雅之风”。二是对官风的影响。后世一些有作为的宜川县官,以张载为榜样,清廉谨慎、兴办教育、劝农课桑、兴修水利、问民疾苦,为宜川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像记入省《通志》、《府志》贤吏的明代张绎、张伦,清代的范式金、吴炳、路学宏、樊增祥等人,从他们的文章诗赋和行事中,都可看出张载对其影响很大。三是对宜川文人影响。宜川人马唐民是宋元丰年间的进士,自称是张载的门生。从张载办崇圣书院到马唐民考中进士,其间20年左右,二人是否谋面,史无记载,或许马唐民年青时听过张载讲经。是否见面不重要,从学脉上讲称门生亦无不可。宜川明代出现的两位理学大师刘玺、刘子诚,誉满秦豫,门生众多,他们都受到张载学说的深刻影响。乾隆年间的举人、云岩堡定村王彦褒终生未仕,在云岩下寺开馆教书,县志记载:“其慕道张载,一时宿儒仰之”。从宋代到清末废科举,宜川有史记载的贡生404人,举人38人,进士10人,连同宜川人在外考中和外来宜就职的举人、进士有100多人(唐、宋、元史料佚失,学位记载不全)。明、清以及民国初,张载的《西铭》、《东铭》是宜川所有学子必须背诵的篇目。四是对宜川发展教育事业的影响尤其巨大。宜川自北宋中期到解放,办学数量是陕北各县较多的,文盲人数是较少的。解放后宜川的教育质量一直在延安地区名列前矛。“横渠遗风”的匾额在云岩小学挂了70多年,至今还保存完好。宜川人民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自张载以来,从没有间断过。

  我认为,古代对宜川影响较大的有三人,即唐朝浑瑊、宋朝张载、清朝吴炳。浑瑊被封为“咸宁郡王”,死后谥“咸宁忠武王”(唐天宝元年改丹州为咸宁郡,乾元元年复为丹州)。宜川是浑瑊的封地,浑瑊利用“出将入相”的资历,保护和促进了唐代宜川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唐代中、后期,丹州人口达八万七千人,是封建社会历代最多的。当时宜川的经济总量,令人刮目相看。浑瑊维护国家统一,忠君爱国,宜川人民十分敬重他。受此情怀的影响,宜川人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利益方面,向来以国家利益为重。自唐德宗封浑瑊为“咸宁郡王”之后,唐、五代、宋、元、明,都有将皇族子弟封为丹王、宜川王的,最后一个宜川王是明朝宜川庄靖王志堡。《吴志》论曰:“夫蕞尔微区,亲贤食采,后先相望如此,嗟乎!兹地之重,所由来久矣!”

  张载对宜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当然无人可比,前边已述,自不赘言。吴炳撰《县志》,接续历史,传承文明,功绩卓著;他的《壶口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壶口名胜考证的专论文章;他严明司法,改变了宜川某些陋习。宜川县在清朝吴炳任县令以前,将要亡故的老人在快咽气之时,家人怕秽物流出,就用麻绳勒颈而后死。这一陋习的存在,致使一些不孝之徒以“勒颈”为名将老人残害。吴炳贴出告示,严令取缔“麻绳勒颈”陋习,并严判不法之徒,促进了文明进步;推广丝车、教民缫丝、办学兴教、兴修水利,都有史载。凡对宜川有贡献的人,我们不可忘记。但是,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弄清人类活动的来龙去脉,为了发扬优秀传统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并非要全盘吸收、复古倒退。对于张载等人的学说及其所作所为,应以批判的态度借鉴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张载是封建社会的学者,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其有进步的一面。他的许多理论已过时,他倡导的家庭社会礼仪、婚嫁丧葬礼仪等,有些是封建等级礼制的反映,在演变的过程中渗透了一些封建迷信色彩。研究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古老的宜川与时俱进,再创辉煌!

  2007年6月于西安

编辑:王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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